写在前面

今晚聊一部最近的大热剧——

《长安的荔枝》

这个剧开播后，被骂最多的声音就是注水。

我们团队内部其实也有在讨论和担忧，毕竟一部不到10万字的小说，改编成35集体量的剧集，必须要加大量的原创内容，我们能接受它加，但加得如何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所以哪怕我们都觉得这个剧是有明显问题的，但是一直都没写——我们想往后看看，有更多样本去搞清楚它到底加对了什么又加错了什么。

如今剧集过半，可以聊了。客观来说，它并不是主观恶意上的注水，我们不觉得它就是纯粹想多拍多卖钱，编剧是下了功夫的。

但它真正的问题，其实是改编能力上的不足，这个不足就是编剧对自己加入的权谋线的想象力，实在是太有限了，这种能力不足，直接给了观众注水的印象。

所以今晚这篇文，就重点聊聊它在改编上的一些问题。

正文

接着先回答一下，为什么说这些改动方向是符合市场逻辑的。

第一个是剧版把短小精悍的原著，扩充成35集的电视剧。

我们都知道马伯庸的原著小说，原点就是那句唐诗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”。它借用唐朝小吏李善德的视角，对这句唐诗背后的故事进行描写与想象。

这是主角要在有限时间里解决复杂困境的故事类型。结局已定，也就意味着影视改编毫无悬念可言，必须要加东西。

所以剧版在改编时，选择增加叙事线。在原有的运荔枝主线上，增设了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这条权谋线，让他假扮右相使者，接近岭南刺史何有光，寻找勾结证据，从而扳倒右相，为左相分忧。

而且加的这些内容，对原本的故事来说，其实也有一些增益。

剧版前半部分也有意识在给两条叙事线做交集，推进剧情的同时，还制造了一些错位关系的笑料。

比如郑平安正和赵掌书交易时，原本被支走的李善德，又因为在荔枝园意外发现隔水之法，于是临时改意，又急忙跑回驿站，突然打断两人交易，让他们手足无措。

原著里的“小人物”立意，也因为改编得到扩充。

剧版故事里不再只有李善德这一个小人物，小到荔枝园里的阿僮、林邑奴都得到更多的笔触。

还有赵掌书，原本在书中就是个脸谱化的势利眼官吏形象。而剧版选择以人物小传的形式，给了他更多的生命空间，这个人物就变得复杂很多。

他曾经作为寒门学子，欲请大理寺汪评事指点文章，却发现一直敬重的老师假拮据，实行贿赂之事。于是，他看清实情，抛掉文章，扬长而去。有了他怎么变成今天这样的过程，他也成了盛唐下隐隐危机的一种体现。

所以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原著这么小的故事扩到现在这个体量，也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。

第二个是将李善德妻子改为病逝。

从当下影视市场逻辑去看，这种改动无非就是削弱男主的道德压力，保证其他情感支线出现的可能。

好在剧版目前的情感线着墨也不算太多。除了有几笔写阿僮对李善德的仰慕，阿弥塔通过运荔枝这件事看到李善德的正直与善良，对他有所改观，绝大篇幅还放在李善德运荔枝这件主要事件上。

当然，妻子被改写成一段过往，或是用于抒发男主的情感，或是作为男主与其他角色谈心的谈资，一种女性角色服务男性自我感动的痼疾也应当被批评。

那改动方向没有太大问题，就代表这是一部好剧吗？

显然不是。

如果按照更高的改编标准来看，无论是原著的还原度，精髓的再现程度，抑或对内核更深度的诠释与补充，剧版仍旧是不够格的。

它最大的问题，还是出现在改编上。

脱离原著的那部分内容虽然整体没什么逻辑毛病，但也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因果顺畅，毫无质量上的拔高。甚至越到后面，叙事逐渐套路与公式，非常无趣。

一来是编剧对权谋的想象力实在是太有限了。

还是在聊《藏海传》就说过的老问题。这种利益场中该有的周旋、博弈和对决，都被降级成浅显的对白，或是利用男女关系的离间计，撑不了几个来回，就会变得索然无味。

比如郑平安一开始想借左相力量重回郑氏，任务完成后，又因为空浪先生几句说辞，他又再次决定留下，为左相办事，也给阿爷一个交代。

一会儿左相这边要郑平安接近阿弥塔，间离她和义父何有光的关系。一会儿又是何有光为了拉拢郑平安，派出蓝玉接近对方。同样的形式来来回回，毫无新意。

二来是喜剧部分，大多也是低级的插科打诨。

比如拍何有光爱斗鸡。就花了两场“对打戏”，让演员穿着夸张的服装，来比拟斗鸡场面。

再比如一些看似好笑实则不合时宜的台词。像李善德吐槽开斗鸡场的蓝哥应征做骑手，说“这是跨界了”。还有阿弥塔问李善德为什么知道是难事还要选择吃苦时，剧版让李善德抖了个包袱，回应道“太白金星说不定还有点烦呢”。

这带来的又一个问题，就是新编与原著风格的割裂，导致两部分融合在一起时显得很不协调，原著铺底的历史感也被抽空了。

除了不同风格的台词的杂糅，剧情也是。

比如同一部剧里，既有贴近历史的原著内容：在阿僮的荔枝园里，他们用传统的盐水浸泡方式保鲜荔枝；同时又塞进了非常现代化的新增内容：蓝玉带着甲方胡商参观荔枝园，甲方一会儿要求落商铺名号，一会儿要改荔枝名字，进行包装宣传。

贴近历史的正剧，和极具现代感的喜剧，杂糅在一起，观感十分割裂。

连这次的美术也显得粗糙。

大量的棚内拍摄，加上不自然的打光，给一部历史剧留下了非常重的人工痕迹。

当原著之外的东西显得无聊，观众自然就会感觉这些无聊稀释了原本精彩的“运荔枝”这件事情。

最终也稀释了运荔枝这条主线本该有的讽刺态度——

原著借底层小人物奋力一搏的悲壮，以讽刺官场怪象的锐利，到了剧版，几乎所剩无几了。

目前的改动，所带来的一个致命影响，就是李善德所面对的“敌人”变了。

原著里，“他最大的敌人，是时间”。

而剧版为了强化故事的对抗性，“敌人”变成了具体的坏人，恶人。

比如何有光多次从中使绊，在李善德做围城试验时，指使蓝哥应征骑手，破坏试验。手下杨校尉在试验途中设下埋伏，又阻挠老百姓参与试验，与之形成抗衡。整个叙事也因此落到最浅层的正邪对抗。

由此，李善德所面临的“困境”也跟着变了。

原著里，最直接的困境就是从岭南往长安运荔枝，是一开始怎么看都无法完成的任务。

而在这层困境的背后，是更大、更复杂的结构性困境——科层制结构里，由权力地位调控权、责、利的拥趸和偏倚。

到了剧版，困境停留在运荔枝试验，试验不断被阻挠，又不断出现外部力量帮忙解决困难。原著中以小写大的格局与深度自然就被削弱了很多。

回过头来看原著，大家应该还记得里面有一金句：“就算失败，我也想知道，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”。

不过，这次因为看剧又复看原著时，反而文中另一个不起眼的句子，让我观感更为复杂——

“一条上好的江船，几乎被拆成了一个空壳。”

这句话出现在故事尾篇，也就是李善德测试结束，正式运输荔枝时先后遇到大大小小意外，导致运输速度被严重耽搁。

为了保证圣上在规定时间吃上荔枝，他调用江船提前运冰，为了减重入江，把一条江船拆成空壳。这也就意味着，这条船在完成任务后，不可能再逆流返回江陵，只能就地拆散。

这句话实在太微妙了。它看似是一个方法，又更像是一种注解，一种已经被写好的结局。

它解释了一种权力调控的盛大，又映射着这场调控背后的荒诞。

并与前一句话相互呼应，印证着在这个权力场域里，一个普通人在熊熊点燃理想主义的路途中，看着理想逐渐陨落的过程

而遗憾的是，这种悲壮，并没有被带到剧版里。

音乐/

配图/《长安的荔枝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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